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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热有其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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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具有传播包容性金融的天然基因:人流和数据。因此,互联网金融为中国引领全球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许多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可能因为其技术上的长尾效应而分散,但机构可能会进一步集中,10年后可能不会出现互联网金融,“黄逸萍在7月9日举行的第一届紫金峰会上以”新金融规范、创新与发展“为主题说。此次峰会由浙江大学和泰兰集团共同主办。

  同时他表示,要加强监管,“金融活动必须要加强监管,在所有的经济部门当中,金融永远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监管的部门,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有系统性的风险,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很难克服。监管非常有必要。互联网金融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另一方面,它的风险的传导可能更快,参与者识别和承受风险的能力可能更低。所以,加强监管就变得更加的重要。”

  “融资难,融资贵”不是“真的很难,真的很贵”。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但金融服务供给不足,70%的企业和个人没有得到好的金融服务。

“在中国,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确实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因素。除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中小企业风险大、没有历史数据、抵押资产缺乏等,在中国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如信贷体系不发达、预期年率的调节、银行不良利率的严格监管等。最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昂贵,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黄逸萍说:“但我一直认为,融资困难和昂贵融资这两个问题可能必须分开处理。”

  通过对中国的平均贷款预期年化利率与国际的平均贷款预期年化利率,以及温州民间的借贷预期年化利率做比较,黄益平表示,中小企业如果能从正规系统融到资并不贵,但是融不到。如果是到民间市场去融资,可能比较容易融到,但是贵得不得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个事,要分开来解决。

  过去的这些年,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试图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如“三个不低于”的要求(即所有的银行今年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增长速度必须超过你的平均贷款增长速度)、降低融资成本的要求。

  “但这些要求有违比较优势、合理的风险定价等经济常识,短时间有效,但可能没有办法长期持续”,黄益平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互联网金融也许有一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互联网金融能不能完全解决,但是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是互联网金融机构都在涌现出来”,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发展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逻辑基础的。

  相互黄金的发展水平与杭州的距离成正比。

  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月均的环比增长速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在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每年翻一番。

  同时,该研究中心的分省指数显示,杭州为1123.98,深圳为1038.1,广州为943.26。“我们对300多个地级市全部都做了一个分类,一个很简单的结论,离杭州比较近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离杭州比较远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一些。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今天特别要在紫金峰会上报告这个结果——杭州是一个互联网金融的重镇。”黄益平表示。

  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做的好?是真正的创新还是监管套利?

  对此,黄益平表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发展水平比较高、发展比较快,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在一开始的时候采取了相对比较容忍的态度,就是让它做,让它创新。在国外,一个房地产公司、物流公司、互联网公司,可以拿金融牌照,是不可能的。第二,互联网金融发展这么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说的70%的个人和企业没有获得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只要有一个产品、一个服务出来,就很受大家欢迎。第三,互联网的技术的进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互联网技术,简单就是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技术)能不能帮助我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帮助我们做风险定价。”黄益平说。

  此外,通过对3400多家P2P平台的研究,黄益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80%的问题平台其生命周期都在一年之内;三千万资本金是一个门槛,低于这条线的生存概率下降是非常快的;主动提供VIP保本保息服务的变成问题平台的概率更高一些。

这些问题平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最近建立的;该平台上大量缺失的数据和信息;单一的预期年化利率、一个期限、一个项目;提供极预期的年化利率,特别是高或特别低的利率,或提供贵宾资本保存和利息保护服务。

  “当然有一些平台有担保,但如果这个担保不是由规范的银行或者保险等机构提供的,这些平台都很容易出问题。”黄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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